12.26.2010

轉載.時刻「提醒」「世途凶險」

港孩罪魁:「直升機父母」

有被寵壞的孩子,就一定有寵壞孩子的父母,香港近年既有新出品港孩,自然會有港爸港媽,臨床心理學家葉妙妍昨日解構港孩成因,正是源於港爸港媽成了「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對子女過分溺愛及照顧,無時無刻在子女頭頂盤旋以提供保護,卻令兒童過分依賴,變得自我中心,成了自理能力低、情緒智商低及抗逆能力低的「三低港孩」。

何謂「直升機父母」?這些父母的出現源於美國911後,當時家長擔憂子女的生活安全,於是經常偵測他們的行蹤,就如直升機在孩子頭上盤旋,形成過分保護,延至現時,則變成「過度介入」子女的成長,令孩子變成長不大。

至於香港現今的父母,就具有兩個極端情況,一是忽略型,只給予金錢,叫子女不要煩自己;另一種更普及的正是過分保護型。他們更擁有三大特徵第一是「熱中介入並視子女學習為己任」第二是「死不放權」第三是「小事化大」

事實上,不少港爸港媽盼望培育出完美的孩子,他們愛經常往孩子的學校去,為子女看頭顧尾,又安排各式各樣的補習班及興趣班,美其名是為子女好,實際卻是希望子女在學習上可以「快人一步」。更極端的例子,是與子女一同為升學奔走,甚至與子女聯袂到招聘會求職。他們更會對子女各樣的選擇予以否決,只管為他們揀選自己的心頭好,更會時刻「提醒」子女「世途凶險」,子女因此很易被外間事物嚇倒和感到焦躁

觀察這一批「直升機父母」,多是生活環境較富裕,由於教育與生活水平提高,又深明社會競爭大(競爭由子女升讀小學前須爭取名校學位時已經出現),生怕子女被淘汰,於是處處施以百般照顧。

對子女貼身照顧總較疏於照顧好,但更理想實是「貼心」非「貼身」,葉妙妍提醒,父母過分溺愛,後果是令子女過分依賴,以致向父母提出無理要求,但孩子未來的老闆或配偶不見得會接受他們的所作所為。結果,他們就成了「三低港孩」,將來遇到挫折時較易崩潰,更有可能患上情緒病。她建議父母要嘗試讓孩子自行解決問題,令他們培養對事對人的取向價值。如此看來,要改變港孩,先改善港爸港媽的心態,才是真正的治本之法。

信報.獨眼新聞.撰文 / 紀曉風

麥Sir教精直升機父母
   

11.2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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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2010

轉載.失望 不絕望 仍希望

曾經,維權藝術家艾未未的鏡頭對準過《上訪》導演趙亮,趙亮也將手中攝影機對準過艾未未,像是一種防備和回擊,關於去年因熱比婭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而退出墨爾本國際電影節一事,趙亮無奈回答:「那是一種被退出。」

文:鞠白玉

活動影像藝術家和攝影師, 1971年生於遼寧,畢業於魯迅美術學院,在北京電影學院進修。代表作有《紙飛機》、《上訪》、《在江邊》等。《罪與罰》獲 2007年法國南特電影節最高獎「金氣球獎」,《上訪》入圍 2009年戛納電影節特別展映單元、第六屆中國紀錄片交流周獨立精神獎、 2010年香港第三十四屆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話說墨爾本國際電影節,打算播放有關從事民族分裂活動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的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趙亮和賈樟柯兩導演在參展前,廣電總局致電賈樟柯,要求他們退出影展,以示對熱比婭不滿,而在他本人和電影還未到場的情況下,國內媒體已經寫出──愛國導演憤然離席。「我人根本就沒在現場,何來談離席。」他笑答,但不對政治表態,他關心的只是民生。別有意味的是,他的參展電影《上訪》,因題材敏感,原本在國內根本不可被媒體提及,這次退出事件,卻令很多普通人知道這部電影的存在,並記住他的名字。
趙亮在藝術圈,有眾所周知的暴躁脾氣,愛抱打不平,常打架,是他早年給人的印象。去年,電影入圍康城,他拒絕所有訪問,平日語氣也透着壞心情,更糟糕的時候他去了西藏躲清靜。「他愛人類,否則他不會拍那樣的片子,但是他也討厭人。」他的朋友這樣評價過他,現在趙亮溫和了許多,我想是人到中年的緣故,見得太多令人激憤的事,心倒淡然了。他的工作室裏,瀰漫着藏香氣味,小心地供奉着一尊佛像,盛着淨水和米粒。那年他去西藏,卻說對宗教沒興趣,問他供佛的事,又說是秘密。

工作室在北京郊區,從 798趕去他工作室,在停車場,一輛車擋着他倒車的路,又不肯挪開,他起初忍着沒發作,最後商量半天對方仍然沒有挪動的意思。最後他說了句甚麼,車上的人下來挑釁地問:「你說中國人怎麼?你不是中國人?」他搖搖頭,沒有回應,等車挪開便上車走人。在車上,嘴裏說着:「那些為他們的人,到底值得嗎?」

看過他的《罪與罰》與《上訪》,就明白他為何「愛人類」,又「討厭人」。

帶着傷感情緒拍攝掙扎的眾生,在他鏡頭下,人與強權或命運對抗,只顯得無奈又無力,作為人類的我們彼此在互相傷害,這種傷害是周而復始的,心因為人為體制淪落在非人生活裏,並不為某種真理意義,只為自己的權利。凡此種種,都在鏡頭面前肆無忌憚地上演着。他觀察這一切,心底悲憫,但又不能置身事外。這種帶同情色彩的拍攝,起初一直煎熬着他,令這個常因抱打不平的男人,可以穩當地拿起攝影機卻躲不開心悸,他常常是流着眼淚拍攝的。這情形一直維持到 2003年,他才能夠作出調整,他控制與片中人的距離,可是這種「遠」,也讓他不舒服:「這個已經傷到我了。」調整的方式是改在白天拍攝,晚上參加熱鬧活動,這是人間兩極,他來回穿梭着,聚集村裏最悲苦的人和城市中心裏志得意滿的人,他都看在眼裏,面對現實,他慢慢變得失望,最後成為一個平靜的人。「你和他們一起哭泣又怎麼樣呢,沒有辦法改變現狀。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問題,我也不喜歡太旁觀太冷感,畢竟拍的不是一個『動物世界』,不是大自然風景。只要涉及到人,導演怎麼可能沒立場沒道德感?」

十四年前,他在北京南站上訪村目睹社會底層的一隅,發現一對上訪的母女並攝下第一個鏡頭時,並沒有預料自己此後的十數年,會與他們發生密切的關係。他一直與受寃屈的人打交道,這些人屢次失望卻不絕望,慢慢地把上訪變成宿命,把整個生命全部交付與此。時間久了,他也疑問,這樣值得嗎?「有時我勸他們,說不如算了,能不能讓餘下的時光盡量過得舒服一點,我這樣做對不對呢?對我來說,我不需要那麼浪費我的生命在這樣的事情上,一個小小的個體和一個強權的對質,這種生命的消耗方式太殘酷了。」電影裏的女兒,最後憎惡這樣的生活,她的母親不原諒她的放棄,認為這是背叛,世界上唯一可相依為命的人,也從此關係冷淡。

這班堅持上訪的人,對他的鏡頭沒甚麼防備,甚至還為他通風報信,他們需要任何一個媒介關注,使更多人知道他們的委屈。「片中那個一直住在橋洞裏的人,前幾天才打電話給我,說他還住在那兒。他想我幫助他,想我替他們政府的人溝通,那邊也有各種條件和底線,雙方都不肯讓步,那人可能會一直住在橋洞裏,有時候我不知怎麼幫他們,給幾百塊錢能解決甚麼?」

人類應該滅亡

九十年代趙亮來北京,他喜歡那個年代。

走在街上,看一個人穿甚麼衣服,你就知道他是不是和你一伙的。」和他一伙的都是理想主義者,認為能改變甚麼的人。離開東北老家的電視台是為了自由,想拍自己關注的題材,他說:「在老家時,我拍了一個小孩每天過江上學的片子,被說太灰暗,不讓我播,一氣之下就辭掉公職來北京上學了,那時候我就是個傷感的人。」他始終覺得自己和每一個被拍攝的人是一伙的,世上沒更自由的人、更高貴的人,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困境裏,有過不為人知的退讓。「許多當年認識的藝術家們,生活的境遇都變化了,他們也成為資本家、中產。當你生活好一點的時候,你會忘記過去的處境。你會真的覺得眼前一切就很好,這是你想表達的,你不想再知道別的世界還發生着甚麼。拍紀錄片就有一點好處,能挺客觀地認識這個社會,不管人們怎麼向你描述,你只相信你親眼看到的。」

被和諧、被退出、被自殺,中國出現了很多「被」字頭的人為悲劇。趙亮把人們的種種被動表現出來,我了解他的傷感,年復一年面對着的都是人間不幸,除了拍攝和表達,他也不是絕對的自由人,就像墨爾本國際電影節的退出事件,那是強權控制下必須表達的政治立場,是一種「被主動」。他的溫和帶有消極:「人類,我也不愛了。以前我覺得人類早晚要滅亡,挺恐怖的,我也是人,但現在我覺得人類就是地球的癌症,我們應該消滅,宇宙的真正生命其實是星球,人類只是附屬品。」一根藏香燃盡了,空氣裏蘊藏氤氳味道,香體化為灰燼,幾架攝影機和旅行背包擺在桌面,他像是隨時要出門遠行。

下一部電影,趙亮把焦點放在藏區,拍攝那些常年磕頭的人、一心向佛祖企求福祉的人或祈求來世不要再成為人的人。拍了世間浮生之後,他更想了解那些把心願都指望在另一個世界的人是怎麼一回事。想問問這些忽視現實世界卻具有強大精神依歸的人,是否更有活着的信念。

山高皇帝遠,中國幅員廣大,貪官污吏各據地方儼成山寨王,一味搜括民脂民膏,蟻民寃情無路訴,只好上訪。趙亮初到北京上訪村,就被幕幕不公震懾,一花便是十二年,拍攝這歷史紀錄片《上訪》。上訪者來自全國各省各縣,無立足之地惟有搭棚自住,面對地方惡勢力的恐嚇和京官的冷漠對待,上訪者的堅持賺人熱淚,其中一個鏡頭追蹤一對母女多年,女兒長大離開了,兩年後抱着孫兒回來看母親,可惜母親已抵受不住壓力,被關進精神病院……